近日，我课部历史教研室教师范文明所著的《民国初年〈大公报〉教育观研究（1912——1922）》付梓出版，这是范老师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近两年的精心修改而完成的一部力作，旨在探讨民国初年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北方大报《大公报》对教育思潮和教育事件的态度和看法。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诞生于天津，创办人是具有维新思想的英敛之。该报问世不久，就以勇于抨击权贵、讥评时政而闻名于天津乃至华北，日发行量一度达到5000份。纵观《大公报》历史，从创办到1916年9月，可称为“英敛之时期”，之后又经历了王致隆时期（1916－1925年），新记公司时期（1926－1949年），宣布新生之后时期（1949年之后，包括香港《大公报》时期），至今已跨越两个世纪，是“中国新闻史上惟一的一家创刊逾百年的报纸。她是中国新闻界的老寿星，同时也是中国新闻界中含金量最高的惟一的世界级品牌”（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序言》）。
《民国初年〈大公报〉教育观研究（1912——1922）》主要以1912年—1922年《大公报》对教育的评论作为切入点，论析民国初年兴起的教育救国思潮，诸如，军国民教育、实用主义教育、职业教育等，对《大公报》关于教育的态度，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评价。文章所选时段正好涵盖了1912－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和1922年的“壬戌学制”两个学制。前一个学制在中国近代学制史上有承上启下之功，而后者则被教育界共认为是中国学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举措，基本上框定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调，是中国现代学制发展的奠基石。
该著所论时段，横跨英敛之时期向王郅隆时期的过渡阶段（1912年—1916年）和王郅隆时期（1916年--1925年）的一部分，是《大公报》从积极走向消极，从高潮走向低谷的时期。
英敛之、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对民主共和不持赞同态度，对民国初年教育的评述否定多而肯定少。论著从当时的教育背景出发，从众多评述中找出《大公报》对教育思潮、教育现状、教育管理等的认识，较为准确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大公报》教育态度的变化轨迹，客观地探讨和评价该报的教育观点。既阐述了《大公报》忧国忧民的办报原旨，也透射出该报在管理经营下滑时期，消极评论民初教育的不可取态度。整个论文的分析一分为二，实事求是。不溢美，不贬抑，基本理清了《大公报》转型时期的教育态度，为今天教育发展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参考。
目前关于《大公报》的研究比较多，但从教育角度评述和研究该报的著作并不多见，该论著可谓研究该报教育观点的嚆矢之一，其观点也不乏同类型学者参考借鉴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