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两极相联”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且不论，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
——马克思
资本主义的命运，就取决于资本与生俱来的“扩张本能”，这种扩张采取了两种基本形态：其一是生产品的扩张；其二是货币发行量，即“流动性”的扩张。《资本论》的头两卷主要探究了第一种扩张的形式及其后果，《资本论》第三卷则集中阐释了后一种扩张及其后果。
因此，我们倘要研究经济危机，应该侧重阅读前两卷；若要思考金融危机，则必须重点阅读第三卷。因为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商品过剩”，金融危机则表现为“流动性过剩”。
资本的扩张，虽曰“本能”，但却绝不能凭空发生，它受以下决定性因素的制约：（1）新技术的发明；（2）新能源的发现；（3）新市场的开拓；（4）新的劳动力的涌流。正是这四点造成了资本扩张之持续性，即扩张所造成的产品过剩与流动性过剩又会被新一轮技术的发明、新能源的发现、新一轮生产的开拓和新一代劳动力的涌流所吸收。
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都不过是这样一种循环的延续，而这就是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扩张的周期性”，或者所谓经济发展的“长波”。
因此，即使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即使危机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只要新技术能够被发现，新能源能够被开发，新市场可以通过无论什么方式被打开，新的劳动力再次涌流出来，“过剩”也都可以被这些新发现、新开发、新市场和新涌流吸收，资本主义便会安然度过危机阶段，重新开始新一轮扩张。
对于经济危机必然引发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各类学说，马克思这样提醒说：社会阶级矛盾和区域的差别，非但不是资本主义灭亡的充分条件，恰恰相反，区域差别和社会差别反倒是促使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只要存在区域和社会差别，就存在生产力扩张的空间，经济的“上升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结束。
而对于那些“市场主义者”来说，经济危机不过就是新一轮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契机”，经济危机总是会自动地安然度过的——马克思则这样批驳说：“复苏”和新一轮发展，完全取决于上述四个基本条件和前提，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在无情消耗这四个基本条件和前提，直到这些前提被耗尽。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扩张，不但总是与阶级差别的扩大同步进行，而且总是与无产阶级数量的扩大和质量的提升同步进行——直到全世界无产阶级有能力联合起来，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止。
“资本主义之死”，或者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将采用两种形式。第一种：世界市场已经开发殆尽，新的廉价劳动力不再涌流式出现，新技术和新能源开发日渐迟缓——总之，促进“复苏”和“发展”的四个基本前提日益耗尽，“最后一块处女地”也被开发完毕——在这样的情况下，产品和流动性的过剩最终将缺乏上述四个方面的吸收和支持。这样一来，危机就再也难以度过，资本主义周期如同停滞的钟摆，丧失了左右振荡的空间与动力。
“资本主义之死”还可能采取第二种形式，那就是无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壮大到这样的程度：不仅存在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世界市场上，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自主生产和支配着全世界绝大部分劳动产品，而资产阶级则沦为纯粹的消费者和依赖者，成为纯粹的借债消费者和债务人。“产品的主人”和“货币的主人”之间的全面对立，也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即达到了生产者不愿再生产下去，而负债消费者无力再消费下去的程度——到了这个时候，掌握世界绝大部分产品的劳动阶级就可以通过改变产品的流向和分配方式，着手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同时，作为“债权人”，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关键历史使命就是：重新制定国际货币金融规则，彻底改造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以这种方式来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
今天，在资产阶级那里，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那里，大量的土地被闲置了，大量的资源被埋藏着，大批的新技术成果被保密着，大量的产品被惊人地浪费着——生产力要继续发展，资本主义要度过危机，除非剥夺剥夺者，因为今天即使全世界都退回到奴隶制，奴隶劳动也不足以让少数发达国家维持其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扩大、生产和交换的扩大，最终将“挤垮”现存世界秩序，新的社会关系在旧社会的母体里破壳而出。
无论哪一种崩溃，资本主义的崩溃都只能是世界性的，而不会是区域性的，正如新的社会形态不可能在局部的危机中诞生。这就是马克思所谓共产主义是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在马克思看来，“总危机”的到来，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正全球化，即它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只有在这种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中，方才能够产生出一个有能力生产世界上绝大部分产品的无产阶级，他们的生产能力和交换能力最终成为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不能包纳的了——只有这样的无产阶级，才能使既有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外壳被“挤破”成为不可避免，而到了这个时候，变革的前提才算真正开始具备。
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马克思是正确的：“第三世界”不可能“挤入”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第二世界”也不行。由于上述“两个世界”都不得不认同“第一世界”所制定的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所以，资本主义并不会为另一个外在于它的社会体系所击溃，恰恰相反，只要社会再生产的垄断局面没有根本性改变，所有的“隔离带”最终均将变成资本主义扩张的“处女地”。
新世界只能在旧世界的母体上破壳，而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体系“外部”另行建造起来。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核心，就是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商品生产市场上勇敢地与资本主义展开激烈竞争。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这也就是说，它是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为前提的。因此，邓小平方才这样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路径是，一方面警惕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一方面扎紧资本账户的篱笆，同时积极主动地开放商品市场，积极参与世界商品生产市场的竞争。因此，改革开放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最终胜利，“自我封闭起来”搞不了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话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其中的深意，却只有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才能被真正理解。
我们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也许更为重要的却是：“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只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真正发展社会主义——而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以争夺全球商品市场的方式，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根本前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在于：第一，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军事上坚持独立自主；第二，在金融领域守住资本账户；第三，在商品生产市场上开放竞争。
马克思曾经预言说：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两极相联”关系，是决定资本主义命运的要害，这种“两极相联”关系是人类现代史的核心动力，是支配现代世界的基本关系。
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关于中国的内容，所占篇幅甚为可观——这一点经常被人们所忽视。
自1851年8月起，马克思受邀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专栏，当时该报的总编辑葛瑞里正醉心于社会主义，执行编辑达纳则于1848年与马克思在科隆有过一面之缘，印象十分深刻。于是，马克思欣然应允了他们的邀请，在写作《资本论》的同时，写下了一系列以“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要包括：《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鸦片贸易史》、《英中条约》、《中国和英国的条约》、《新的对华战争》、《对华贸易》、《波斯和中国》和《俄国在远东的成功》（此两篇系恩格斯以马克思的名义撰写）等。
写作《资本论》的同时，卡尔·马克思还在大英博物馆里大量搜求中英贸易的资料，无论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统计数据，还是英国议会关于鸦片贸易的辩论，以及远在万里之外的广州和北京的报道，马克思无不一一穷尽。他不懂汉语，为此还不得不用英语来写作。马克思为撰写这些文章殚精竭虑，以至于恩格斯后来曾经这样抱怨说：美国人为马克思的文章所付出的报酬，与马克思的辛勤劳动完全不成比例。
尼采曾经将康德称为“哥尼斯堡的中国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面写作《资本论》，一面则为中国仗义执言的马克思，是否应该被称为“大英博物馆里的中国人”呢？
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写作，他借助美国报纸，却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在以“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的这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反复申述了如下观点：英国的对华贸易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因为英国的目标绝不是贸易，而是通过毒品贩卖这种手段，彻底打垮中国，涣散中国的国家能力。英国打垮中国，是为了确立英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因此，鸦片战争绝不是“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之间的斗争，而是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强权对一个古老文明的摧毁和破坏。
正因为英国的目的不是交换，不是贸易，而是“惩罚中国”，是摧毁中华帝国和中国文明，所以，鸦片战争的目的甚至不是开拓市场，而是破坏中国市场，但是，这却反过来破坏了欧洲的生产与出口。
戏剧性一幕就这样产生了：当中国市场被英国的大炮摧毁之后，欧洲的商品也就没有了销路。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的崩溃，因此便与1848年欧洲的经济危机同步发生。
马克思说：
这将是一个奇观：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
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
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从“全球市场”的视野揭示了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实质：如果没有东方市场，欧洲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但是，假如有一天，中国掌握了世界生产和交换的绝大部分内容，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同样也不能发展，因为这样一来，既有的世界资本主义框架就会被“挤破”。
这也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兴盛，就取决于东方，取决于中国。人们说“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这其实是说：只有中国的市场、极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才能将资本主义从资本过剩的穷途末路中拯救出来。邓小平发展了马克思的这种视野，早在1985年，邓小平在与日本客人谈话时就这样指出：
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中国这么一个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对外贸易额去年才刚刚达到五百亿美元。如果对外贸易额翻一番，达到一千亿美元，国际上的市场不就扩大了吗？如果翻两番，达到两千亿美元，中国同国际上交往的范围不就更大了吗？贸易总是一进一出的，如果达到翻两番，中国容纳资金、商品的能力就大了。一些发达国家担心，如果中国发展起来，货物出口多了，会不会影响发达国家的商品输出？是存在一个竞争问题。但是，发达国家技术领先，高档的东西多，怕什么！
而当马克思这样预言：只有中国才能使资本主义从内部崩溃，这其实是说，中国庞大的市场、极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一旦利用，它就将从内部撑破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早在1858年，马克思就预言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在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这就是马克思所谓世界历史“两极相联”规律之实质：
有一位思想极其深刻但又怪诞的研究人类发展原理的思辨哲学家（指黑格尔——引者注），常常把他所说的两极相联规律赞誉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在他看来，“两极相联”这个朴素的谚语是一个伟大而不可移易地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所离不开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离不开开普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
“两极相联”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且不论，中国革命（指太平天国革命——引者注）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欧洲人民的下一次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这看来像是一种非常奇怪、非常荒诞的说法，然而，这决不是什么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
黑格尔提出了世界历史的“两极相联”规律，马克思则赞誉黑格尔这个朴素的发现是“真理”，因为马克思预言中国的加入最终会挤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无论这种看法在150年前听起来是多么“怪诞”，但150年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却认同了这一朴素的发现，因为他真的看到了这一天的最终到来。2009年5月9日，奥巴马通过电视向全世界宣布了马克思的预言是真的。
奥巴马说：如果10多亿中国人也过上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
奥巴马的主张起码容易造成这样的误解：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必须停止发展，以此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否则，人类就会陷入悲剧。但他似乎忘记了：发展权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基本人权。当然，奥巴马这里所说的“人类的悲剧”，其实就是美国的悲剧；“全世界”将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这不过是说“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将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美国作为现存资本主义秩序的主导者，总是以“全人类”和“全世界”的嘴脸说话。按照这样的立场，人类的1/5就不算是“人类”，中国3．75亿劳工（主要是农民工）要过上人的日子，就会使1亿美国人“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
如果换了角度，这难道不是说：中国的“大国崛起”，中华民族不可避免的伟大复兴，就意味着现存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崩溃或已经崩溃吗？
我们所谓“大国崛起”，绝不是指中国替代美国，成为一个新的资本主义世界霸权，这样的游戏不会再重复下去了。我们的“科学发展”，当然不是像美国那样把世界当作自己发展的肥料，但我们更不会按照任何人的要求，甚至为了维护美国资产阶级剥削全世界的“好日子”，从此就停止发展自己。我们所说的“科学发展”，是“又好又快的发展”，是创造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我们所说的大国崛起，首先是指3.75亿中国产业工人——生产着世界上一半工业品的劳动者，他们的基本生存欲望必须得到满足。这是因为，这样一个工人阶级群体，这样一种庞大的生产能力和能量，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当英国的GDP不足清王朝一半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世界霸主，当美国生产了世界上不足1/4的工业品的时候，美国已经统治全球。同样地，这样的劳动者群体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更是从来没有出现过。恩格斯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欧洲工人阶级人数较少，且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与殖民地国家的劳动者之间处于利益对立，从而难以联合这样的难局。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本身人口很少，那里的工人阶级只是为苏联生产，他们仅仅是苏联工人阶级，而非真正的世界无产阶级。今天，只有今天，中国3．75亿产业工人阶级方才是在为全世界生产，他们才是真正的“世界无产阶级”，世界劳动者阶级的阵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庞大过。
当“中国工人”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的时候，这是自该刊出刊以来，一个群体、一个阶级而非一个人首次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它表明：今天，中国劳动阶级的联合，第一次使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为真正的可能；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扭转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改变人类发展进程，也第一次成为可能。
从资本主义体系的外部不可能摧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处于世界商品市场的核心，中国还是不可能“挤入”发达国家俱乐部，正如中国3 75亿世界商品生产者不可能挤入“全球市民社会”一样，于是，中国的崛起只能挤破现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造成现存世界秩序的崩溃——这就是马克思的预言。
于是，今天，中国再次迎来了阅读和理解马克思的历史时刻。
而科学发展观，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作为发展的现实条件而提出的。它的核心，就是以马克思的方式来思考和表述现存世界。
当然，道路是曲折的。我们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前夜。劳动与资本的斗争刚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在旧秩序崩溃、新秩序破壳的历史进程中，全世界人民都必须增强危机意识甚至是困难意识，做好“过苦日子”和爆发重大危机事件与事变的精神准备。
资本主义无法摆脱这次大危机，这是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所注定了的。正是因为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世界各国政府都把刺激经济的措施和手段提前用尽了。
资本主义难以摆脱这一次空前的危机，这是由现存世界的基本结构，特别是由前述支持资本扩张的四个决定性因素均已消失所决定的。
首先，像开发美洲新大陆、殖民地扩张、开放社会主义阵营那种推动世界经济大扩张的机会，今天已经基本渺茫了。需要重新开发的世界市场，除了南北两极和非洲之外，余地不大。众所周知，依靠南北两极和非洲的快速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复苏，这是极其困难的。
当今世界，除非对美国本土所垄断的资源进行开发和再分配，除非对欧洲进行资源开发和再分配，否则世界经济便没有出路。但是，那就等于挖掉了现存世界秩序的根本。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让少数发达国家承担发展和危机的代价，这是根本做不到的。
其次，靠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余地已经很小，且不可预期。何况正如马克思早已经指出的：新兴产业和新技术的出现，从来具有排斥人类劳动的特点，所谓“淘汰落后产能”，势必影响世界经济规模，进一步导致失业扩大。
再次，世界人口增长已经进入拐点，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大趋势，但社会福利总体水平可能下滑，导致消费水平日益受到制约。马克思曾经指出：生产力的提速、超速发展，会导致生活成本的急剧上升，它直接反映为生育成本上升，从而造成人口下降，这一“矛盾共生”的自然律并非预言，因为它已经成为现实。
最后，21世纪中叶石油资源行将耗尽，同时世界煤炭资源也将耗尽，即使有新能源开发出来，也难以支撑现有世界工业生产和经济体系的规模扩张。按照热力学定理，墒的增加将与能源的耗散达到均衡，这意味着能量的转化是不可逆的。
中国要带领全世界走出“总危机”，所面临的挑战、所承担的责任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挑战，绝非使得14亿人特别是375亿普通劳动者分享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那么简单的事，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根本性的：一方面是如何通过分配体制改革，解决“产品过剩”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如何通过加快推动国际金融和货币体制改革，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两者彼此关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而后一个问题的解决绝非仅靠中国一国就可以完成。
在世界商品生产市场的竞争中失败之后（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中国与西方世界攻守关系的第一次大转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将采用两种方式来挽救资本主义的失败命运：一是金融掠夺，二是帝国主义战争。
货币金融扩张导致流动性过剩，使生产发展的速度总是赶不上资本扩张的速度，这几乎就是资本主义金融体制的本能，是其无法克服的痼疾。马克思说，这个痼疾一开始就埋藏在私人银行制度的机体之中。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说到了这个痼疾：
关于资本在货币借贷上所起的作用，亚·斯密曾说：
“即使在货币借贷上，货币也似乎只是一种凭证，这种凭证使某个所有者不使用的资本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这种资本，同作为资本转移工具的货币额相比，不知可以大多少倍……就像同一些货币能够用做等于其价值3倍以至30倍的借贷的手段一样，它们也能够用做依次进行偿还的手段。”
既然同一货币额根据它的流通速度可以完成多次购买，它也可以完成多次借贷，因为购买使货币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而借贷不过是货币不以购买为中介而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
马克思这里讲解的是：私人银行制度为什么总是与“超发贷款”即“流动性过剩”紧密相联。
我们知道：银行的产生，金融业的发展，其根本的起因是将社会闲置资源集中起来，再投入到最需要的方面去，以减少资源浪费，从而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因此，银行的职责就是尽可能地“依托现有存款”发放贷款。但是，银行从一开始就容易无意或者有意地忽视一个根本性问题：大量的“贷款”会以各种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转化为“存款”。
如果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忽视了这一点，即并没有对应地扣除或者冻结初始存款人的存款，而是把贷款当成了存款，并以这种貌似存款的贷款为据，发放新的贷款，那么就一定会出现马克思所说的同一些货币“可以完成多次借贷”现象，也就是说：同一种货币，在银行手里就会成为“3倍以至30倍的借贷的手段”。这便是所谓的“贷款乘数效应”。
由于把贷款作为存款，并以此发放新的贷款，如此循环往复，银行似乎可以创造无穷的货币投放，从而使得货币总量难以控制，最终便导致了流动性过剩。
“贷款乘数效应”是一切银行都难以克服的痼疾，中国的金融机构也难以避免，但是，关键在于，银行和金融机构是警惕地防止资本过剩，还是处心积虑地制造资本过剩。
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先生曾经这样指出：
中国规定商业银行贷款与存款的比率不得超过75％，但考虑到贷款与存款之间的转换关系，即使一开始贷款控制在存款的75％以内，但由于贷款可以转化为存款，如将其转化的存款再按75％贷放出去，则相当于初始存款的56％。依此类推，则由贷款派生的存款最高可能达到初始存款的290％以上，形成信用的过度投放。
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所作所为，却恰恰就是处心积虑地制造资本过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各大型跨国公司纷纷转变为“非银行性金融机构”，它们将从银行手里获得的低息贷款再次以高利贷的形式贷出，从中赚取高额利息。银行与跨国公司联手放贷，则使得流动性过剩雪上加霜，变得从此再也无法收拾。
当今世界金融体制还有着其特殊的缺陷，那就是：它以美国一国之主权货币作为世界中心货币，这必然导致作为货币发行国的美国为了一国利益而牺牲全世界的利益，丝毫不负责任地超量发行货币。美元超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公害”。
尽管中国的生产能力是巨大的，但是，相较当今世界金融海啸般的流动性过剩而言，中国的生产能力却无异于杯水车薪。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一方面制造着海啸般的公共债务，一方面却依然保留着大量土地、矿产资源不开发，大量高科技产品不肯出售，庞大的军费开支不愿缩减，继续维持着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富可敌国的日子丝毫不肯动摇——指望着在现有的世界货币金融体制、现存国际资本主导下的政治体制的支配下，由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来拉动世界经济，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目前世界证券市场上流动着天文数字般的过剩资本，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中国不是以我为主，积极创新，改革不合理的世界金融体系，而是被动地开放资本市场，那么，中国改革开放所积累起来的财富，甚至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被过剩资本吸纳殆尽——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崩溃即是一个例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资本主义世界的对抗关系，就表现为货币与商品生产的对抗、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的对抗、发行信贷的金融领域与生产领域的对抗，最终，它必然表现为掌握货币发行权的国家集团与生产国集团的对抗——而这就是当今世界北方与南方的对抗。
今天，这种对抗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白热化程度。
因此，每一次经济危机都表现为：为了支持虚拟经济，就必须牺牲国民财富以支持股票市场；为了货币，就必须牺牲商品；为了金融和虚拟经济，就必须牺牲实体经济；为了货币发行国，就必须牺牲商品生产国；为了维护“木脑袋”，就必须牺牲活人的生命；为了美国，就必须牺牲中国；为了资本主义，就必须牺牲全人类。
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同商品相对立，或者说，交换价值必须在货币上取得独立形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因此，为了保证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幻想的、独立的存在，就要牺牲商品的价值。一般说来，只要货币有保证，商品价值作为货币价值就有保证。因此，为了几百万货币，必须牺牲许多百万商品。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它的妙处之一。
今天的人类，已经到了必须在“资本主义”或者“野蛮”之间作出抉择的关头，到了必须在资本与劳动、资本与人类文明之间作出抉择的历史时刻。
民主的实质是“无权利则不纳税”，发达国家要继续消费中国劳动者生产的商品，就必须给中国以相应的权利，就必须承认现存的世界秩序需要改革，就必须承认：在民主扩大到世界的时代，以金融垄断为实质的“西方中心论”必须终结。
而对于中国来说，这首先就意味着：不再把空洞的“美国符号”作为生活的价值、作为精神的家园，不把现实中的美国作为逃避现实的渊薮——最后，方才能够真正做到不把商品以美元定价。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商品生产国是一个著名的穷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负债国却是最富裕的国家，如果说这里面存在欺骗的话，这种欺骗却绝不是“剥削剩余价值”或者“延长一般劳动时间”那种小小的欺骗——这是由于人被自己头脑的造物所欺骗，人为自己头脑中的幻象所欺骗。
马克思说：“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靠别人恩典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一个从属的存在物。但是，如果我不仅靠别人维持我的生活，而且别人还创造了我的生活，别人还是我的生活的泉源，那么我就完全靠别人的恩典为生；如果我的生活不是我自己的创造，那么我的生活就必定在我自身之外有这样一个根源。”如果人们还不习惯于独立自主，那就是由于他们已经习惯了“用自己的木脑袋倒立着行走”。如果人们还不习惯民主的扩大，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历史上的无产阶级如此，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
如果马克思在世，他也许会这样教诲我们：今天，西方资产阶级除了在社会再生产领域里拥有的优势之外，已经没有多少优势可言了。无产阶级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制定相应的社会法则，尤其是国际金融法则，以取代资本法则支配世界的历史任务，已经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了，进一步说，这个历史任务已经摆在了具有历史首创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了。
马克思感慨于人们迷信资产阶级制定的社会法则虚幻的正义性，而不是去正视现实世界的分裂和解体。而人类思想之所以坠入这种自我欺骗的现代病症不能自拔，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告别马克思”成为20世纪的下半叶世界知识发展的主流。
马克思无情地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詹姆斯·穆勒这些资产阶级学者踩在脚下，他指出：自从《国富论》诞生以来，欧洲劳动者如果不是变得更穷了，就是变得更加不幸，经济学家们之所以把关于“抽象范畴”的讨论尽其所能地谈得更抽象，就是为了掩盖如果没有劳动者的劳动，如果不榨取劳动者，所谓“资本增殖”就无从谈起这个简单事实。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努力，无非是以理性的手段制造资本的泡沫和假象，再以繁荣的假象来粉饰四处可见的危机。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正义者同盟的口号“四海之内皆兄弟”修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意味着，让被剥夺者遵循剥夺者的“道德法则”，是多么的虚伪和不道德。因此，马克思明确宣布，他不愿成为那些人的兄弟。
让骗局的精心制造者与上当受骗者成为兄弟，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可能，那就是更大的欺骗。而要终结骗局，就先要揭穿骗局，因为正是那些幻象和骗局的制造者们从根本上破坏了人类的团结，破坏了荣辱与共的人类情怀，因此，要实现现实的正义，绝不能靠空谈“四海之内皆兄弟”，而是要为正义而斗争；要实现人类的团结，就必须驱逐不团结者；要实现正义，就要消灭不义的根源；要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口号，就先要承认“四海之内已经不再是兄弟”的现实，承认不再有人类团结的现实。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我们若要夺回劳动果实，就必须首先让思想冲破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