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历程的认识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原标题：转型中国为什么需要《旧制度与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不仅在法国现代化历程中扮演了既承前启后又开天辟地的重要角色，而且还因其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创生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被视为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政治大革命。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将其与同时期发生的工业革命视为“双元革命”，并称所有近代国家几乎都是18世纪“双元革命”的产物。正因为如此，法国大革命自然受到包括中国史学界在内的各国史学界的普遍青睐。而由于法国大革命及其政治文化曾对清朝末年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在中国的法国史研究领域中，大革命研究更一直是最受瞩目的方向。本文将在有限的篇幅里考察和梳理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缘起和演变，希望相关论述不仅能使读者对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情况有较为系统、全面的了解，而且还能有助于人们从某一独特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嬗变。
有政论无史学：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前期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
1989年3月，在上海举办的纪念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中国法国史研究会首任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张芝联曾指出中国的法国大革命研究的特征之一是“起步较晚”（几乎在大革命发生一百年之后才开始对此有研究）。此言不虚。如果说在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曾经对整个19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的话，那么，它在当时的中国却迟迟未能激起应有的回响。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先了解法国大革命的消息是何时传入中国的。
关于法国大革命消息最初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和途径，由于人们所能见到的清朝官方文书只字未予记载，故暂难确定。①此前，曾有中国学者认为，“最先告诉中国人法国发生了革命的是敌视法国革命的英国人，1793年英国派遣了马戛尔尼到中国谈判通商，他朝见过乾隆皇帝，他很可能是把欧洲这件大新闻带到中国来的第一个西方人”。②但目前中国学界一般认为，法国革命的信息在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抵达北京（1793年8月）前二三年已传到了清廷。此说的主要依据为使节团秘书兼特使缺席时的全权代理乔治·斯当东所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相关记载。例如，该书第九章《经过万山群岛，接近澳门，开往舟山》中写道：“近两三年的法国内乱消息在北京已有风闻，那里所鼓吹的种种破坏秩序、颠覆政府的主张，迫使北京政府加以防范。”③第十二章《使节在通州上陆》中写道：“还有一点，对最近法国的种种理论，没有比中国政府更深恶痛绝的。使节团来自西方，中国不愿同地球的这一部分接近。英国与法国为邻，这一事实损害了它和远方中国的关系。”④第十五章《返回北京，在北京的观察和活动记述》中写道：“法国的动乱促使中国官方加紧提防。假如特使携带礼物在法国国内未发生暴乱以前来，遭遇到的困难要比现在少得多。”⑤上述记载似可表明，法国大革命的消息在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之前业已传入中国，只是因为清廷的敌视与严密封锁而使得国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由于既仇视法国革命又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清廷对国人严密封锁相关消息，法国大革命不可能在爆发后不久及时作用于中国。更有甚者，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国人对法国大革命一直所知甚少。而且，由于当时中国的国情——中华帝国尚处于鼎盛时期的末尾，政权巩固，国势强劲，尤以“天朝物产丰盛”而自豪，因此，即便法国革命的零星信息传入上层人士，亦不仅不会引起他们的共鸣，反而只会招来他们的鄙视与憎恨。此外，由于封建专制的清政府当时对知识界实行高压政策，接二连三地制造文字冤狱，即使当时有文人学士对法国大革命有不同于清廷的想法，也绝对不敢直陈己见。
鸦片战争不仅迫使清政府对外开放，同时也使得中国知识界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放眼世界，了解西方。为此，他们从了解各国概况入手。首先向国人全面介绍法国概况的是被誉为戊戌变法运动先驱的王韬。他在根据英文材料编写了一部《普法战记》之后，又在1871年根据日文材料编写了一部《法国志略》⑥。《法国志略》不仅开了中国人自己编撰法国历史的先河，而且还第一次粗略介绍了法国大革命的始末（内有八节内容介绍1789年革命）。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王韬去过法国，但由于他不通法语，无法阅读法文书报，他间接得到的法国历史知识是非常有限的。至于他对法国大革命的了解，更是失之粗浅。事实上，即便王韬的《法国志略》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中国法国革命史学的开端，其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既无学术传承，又无史料依据（其材料基本上取自第二、三手日本译著）。而且，由于其封建士大夫的偏见使然，法国大革命在其笔下不啻是洪水猛兽。
至19世纪90年代，法国大革命的信息不仅早已在中国传开，而且开始在中国思想界和政界都成了一个热点问题。更有甚者，在国势日危，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背景下，法国大革命史还被卷入了中国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改良派的代表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的过程中和失败以后，都曾利用法国革命史的经验教训来论证他们的政治主张。例如，1898年，康有为为推动维新变法，向光绪皇帝进呈《法兰西革命记》，敬告光绪皇帝如果不及早变法将会激起革命。梁启超则在论述法国大革命的早期著作《罗兰夫人传》中，不仅将法国大革命视为“欧洲19世纪之母”，而且还将罗兰夫人誉为“法国大革命之母”。与此同时，革命派的冯自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汪东（寄生）、孙中山等人，亦曾利用法国大革命史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辩护。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康、梁研究法国大革命，旨在以此为鉴，推动变法维新，在君主立宪制的基础上争取实现有限的民主自由；那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研究法国大革命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讴歌大革命的精神，对大革命的思想和学说进行有利于其“本土化”的加工改造，在此基础上力倡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实行三民主义。诚然，我们在翻检此期以及稍后的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人士就法国大革命所写的政论文章后不难得出结论，较之改良派，革命派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要更加深刻和全面。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直到辛亥革命时期，法国大革命史在中国是由政论家论述和传播的。严格说来，直至此时，在中国只有法国大革命史的政论，还没有法国大革命的史学。
这种状况在五四运动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0年间有所改观。具体而言，在这30年里，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较之过去有了长足的发展，开始步入专业化的阶段，其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首先，专门研究法国革命史的中国历史学家开始出现，其突出代表为沈炼之和杨人楩。沈炼之1920年代后期赴法国留学，主修历史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其间曾经友人介绍，专程赴第戎拜访在第戎大学讲学的法国大革命史大师马迪厄，并旁听马迪厄讲授的关于法国大革命史的全部课程。学成回国之后，沈炼之教授在1941年9月出版了《法国革命史讲话》⑦。由于此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因而，此书不仅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系统的法国大革命史著作，也是一部激励中国青年从法国革命中汲取力量，发扬爱国精神，奋起抗战以拯救中华民族的好书。杨人楩在1930年代初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曾在牛津大学师从法国革命史名家汤普森教授研习法国大革命史。他于1945年出版了《圣鞠斯特》⑧，此书的前身是他在汤普森教授指导下撰写的学位论文《圣鞠斯特的政治思想》。此外，他还翻译出版了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⑨等经典之作。其次，法国大革命研究不像过去那样仅仅停留在比较肤浅的介绍、评议、政论层次，而是逐渐注意学术研究的专业性。当然，对这一时期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水平和成就尚无法高估。事实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30年间与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相关的学术活动“仍是普及多于提高，一般性多于专业性，翻译著作多于自撰著作”。⑩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阶段。在从1949年到1970年代末的约30年时间里，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不仅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而且较之前一时期有了某些不容否认的进步。
毋庸讳言，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曾处于“起步晚、底子薄、遗产少、基础差”（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前会长陈崇武教授语）的状况。而这一状况又必然导致在某些特定的阶段内实行史学上的“拿来主义”，即大量借用外国历史著作。事实上，如果说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多因袭欧美，那么在1949年之后的较长时间里则又提倡一边倒学习苏联。由于苏联史学界有重视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传统，并且成绩显著，这导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也极为重视法国大革命史研究，而且还热衷于翻译出版苏联学者著述的法国大革命史著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有以下两种译著，一是曼弗列德的《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二是卢金的《罗伯斯比尔》。此外，还有根据苏联学者选本，从俄文转译的罗伯斯比尔的23篇演讲，以《革命法制和审判》为题结集出版。简而言之，在苏联学者的影响下，中国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把法国革命视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最民主、最彻底的典型，是历史上的进步现象。
在热衷于翻译苏联学者的相关论著的同时，此期的中国学界也翻译出版了若干出自法、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手的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写法国革命史的著作，如法国历史学家阿尔贝·索布尔的《法国革命（1789～1799）》、英国历史学家乔治·鲁德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法国革命（1789～1799）》是索布尔的早期著作，中文版系根据1951年原著第二版译出（初版1948年）。值得一提的是，中译本在附录中收入了一篇索布尔发表在法国《思想》杂志1954年1、2月号上的重要论文《法国革命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其中的一些观点对这一时期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影响颇大。《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的作者乔治·鲁德和阿尔贝·索布尔一样，曾师从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名家乔治·勒费弗尔。他在《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一书中对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历次群众运动所做的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中国读者对法国革命史的了解，而且还在研究方法上对中国学者深有启发。此外，这一时期在译介国外的法国大革命史著作方面还极为值得一提的有，商务印书馆在1977年出版的由北京编译社翻译的弗朗索瓦—奥古斯特·米涅的《法国革命史》。此书法文版出版于1824年，是法国著名大革命史研究专家米涅的成名作，其所叙的史事，始自1789年大革命的爆发，止于1814年拿破仑的失败。在这部在研究法国大革命史方面具有开创之功的力作中，米涅强调了法国大革命的必然性，并用各种社会阶级的不同利益的冲突来说明各个政治集团和派别之间的斗争，认为恐怖统治与拿破仑专政都是法国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有关部门出版此书的中译本不仅是因为原著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领域的贡献与地位，更多地是为了有助于在中国探讨阶级斗争理论。
相形之下，这一阶段由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屈指可数，仅有王荣堂的《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曹绍廉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除了一些小册子和论文外，系统介绍法国革命的知识性读物只有大、中学的外国史教科书。但是，这些大、中学外国史教科书中涉及法国大革命的内容大多吸收外国教材或著作。而且，如果说其在1949年之前基本上取材英美著作的话，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则主要取材苏联著作。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法国大革命无论是在中学历史课本还是大学历史课程中均占有重要地位。富有象征意义的是，这一时期每年的高考，均会出与法国大革命有关的试题。
需要指出的是，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这一历史时期，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不仅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相对封闭状态，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缺乏与国外同行交流的机会，而且，历史学家的思考和写作，往往受到政治权力和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和主导，特别是经常会受到“左”的路线的严重干扰。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发展与提高，导致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长期处于研究领域狭窄、研究课题陈旧、研究层次偏低、研究手段落后、研究信息闭塞的状态。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一味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与其他历史研究领域一样，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成为政治需要，甚至沦为服务政治斗争的工具，其形象或声誉也因此大受影响。
改革开放、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进展与热点
令人欣慰的是，始自改革开放，得益于多种有利的条件，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日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热点纷呈，佳作迭出。
具体而言，1978年12月中国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之后，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包括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很快就初步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前景。翌年8月，中国成立了专门研究法国历史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它的成立为有志于大革命研究的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有利于深化、拓展中国的相关研究。例如，因1979年恰逢1789年大革命190周年，该研究会的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就以纪念大革命为中心议题，研究会的会刊——《法国史通讯》还为此编发了法国革命史专辑，以后又陆续刊载研究法国革命的论文与译文。1989年7月14日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日，为此，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和复旦大学也在同年3月18日在上海联合举办了“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国、法国、瑞士、英国、苏联、美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80多位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了法国大革命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它的历史启示、当代法国大革命史研究趋向等问题。
此外，从1978年起中国在大学和科研机构恢复了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的招收研究生的工作，由此，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招收了专门学习和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生；一些以世界近代史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其所在高校或科研机构亦把法国大革命作为重要的课程。国际学术交流日益加强，而且，既“请进来”（请著名的外国学者前来讲学，其中包括索布尔·伏维尔·孚雷和林·亨特等），更“走出去”（派遣中国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到法国等国家研习法国大革命史，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当然，除了上述值得关注的事件与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以下变化或许更值得我们重视和肯定：“它不再接受来自‘上面’的‘订货’，也不同眼前的需要直接‘挂钩’；它力图摆脱教条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影响，通过独立研究，认识和理解法国革命时期主要人物、事件和18世纪末法国的独特现象。它不再是单纯的‘拿来主义’（尽管翻译仍占重要的地位），而是提倡创造性的研究、探讨和思考。”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对法国革命史的研究和著译开始进入新一轮的高潮，而这是与学界反思当代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曲折历程分不开的。尤其是在中国的改革事业进入攻坚克难关键阶段的特定背景下，法国大革命再度成为热点问题，反映了法国大革命在中国具有的经久不衰的影响力。毋庸讳言，在现代化的艰难而漫长的历程中，中国作为后起的现代国家，很有必要参照别国的发展进程，其中，法国大革命所呈现的经验与教训，自然是值得中国人高度重视的重要参照。
2007年，王养冲、王令愉合著的《法国大革命史（1789～1794）》的出版，意味着中国法国史研究领域也有了出自本国学者之手的大革命通史的力作。该书作为上卷，虽然时间跨度不长，但内容极其丰富，并不局限于政治事件及重要人物，还包括革命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其中，关于宗教斗争、女性运动、公民教育等以往被忽视的领域的研究，更是可圈可点。
鉴于中国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花在“革命的道路”上，且法国大革命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即以《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一书引人瞩目的高毅近些年来较为关注中国革命中的暴力色彩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他在2013年再版其《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时特意增加了两篇相关论文作为附录。在第一篇论文《中法文化在法国大革命问题上的历史性互动》中，他论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法国大革命中两个基本观念（“平等”与“自由”）形成的影响，以及20世纪初在中国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开展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战；他认为，在整个20世纪中国盛行不衰的革命崇拜，基本上就是在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培育和激励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论文结尾，他则发人深省地提出如下问题：如何“民主地结束革命”？中国是否应该再次向法国学习“走出革命文化和革命崇拜的历史经验”？
第二篇论文题为《法国式革命暴力与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如果说前一篇论文着眼点在于革命观念的形成，那么此文则是对革命暴力的思考。高教授认为，法国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众暴力实际上与革命本身的任务以及这一任务所面对的巨大阻力相关，换言之，在法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贵族传统的国家，想要建立一个政治民主化的统一国家并非易事；当他把目光转向中国近现代史，发现中国革命者对于法国革命中的“嗜血性”尤为推崇。在此文的最后部分，作者力求对前文提出的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并强调道：“法国式革命暴力一旦登上了政治舞台，再要它下来往往就很不容易。结束这种革命暴力实际上是一项极其艰巨的政治文化改造工程……当今中国也正在经历类似的历史阶段，所以很显然，正像在上个世纪初一样，今天的中国仍然特别需要借鉴法国的历史经验。”
把法国人由臣民变为公民是法国大革命中革命者的共识和追求的目标，刘大明从大革命时期“民族再生”问题着手，对此研究颇多。他在2005年出版的专著《民族再生的期望：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民教育》中，全面回溯了大革命时期关于公民教育的理念与实践，并且结合历史背景，详细分析了在当时的环境下，革命者意欲塑造什么样的新时代公民，以及当时现实中关于公民身份的讨论。除此以外，他还对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戏剧、国民自卫军以及女权运动等课题做了颇有深度的研究。他认为，与公民教育相同，革命戏剧也是实现“民族再生”理想的政治工具。在政府的号召下，作家们创作了数量巨大的革命剧目。革命戏剧反映了政治派别的政治理念和大革命的进程，对大革命乃至后世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关于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是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必须要面对同时又颇难评判的问题。张弛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此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尝试将这段历史纳入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中进行解释，即意大利法哲学家阿冈本提出的“例外状态”理论，以期解释法国革命时期恐怖统治的起源、本质以及影响。在仔细梳理革命向激进和暴烈阶段转化的过程及其动因，并对恐怖的起源和性质做了深入讨论后，他颇有新意地指出，8月10日革命是主权的革命，是人民主权明确的自觉的表示，既侵蚀了“宪制权”，同时也导致了合法性的转移。在主权开启的例外状态中，恐怖统治开始了。由此，他认为，恐怖是一种全面例外状态下的绝对的决断，是对一类人不加区分的任意的且无任何罪责区分的惩处，是对一切被抽离于秩序之外的纯粹的生命的归置。
概而言之，关于法国大革命，如果说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学者主要关注和研究的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大革命的分期、热月政变的性质以及对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等人的评价的话，那么在进入21世纪后，学者们涉猎的领域和问题不断拓展和增加，例如，目前有多位中国学者在分别关注反革命、革命中的资产阶级，以及旺代地区等话题。随着中国学者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原始资料，与国外学者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中国学界在法国大革命方向的研究水平提升得非常快。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不少年轻学者在研究取向上已力求“去意识形态化”，并在增强历史主义意识的同时，高度重视原始材料的利用和解读。
众所周知，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密不可分。故此，对法国启蒙思想的研究长期以来也是中国法国大革命史学界关注较多、成果颇丰的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相关研究的理论取向和研究视野都出现了一些较为明显的变化，启蒙运动中的分歧、法国启蒙运动与他国启蒙运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反启蒙运动成为研究的热点。如李宏图提出，在强调启蒙运动作为整体性的同时，也要注意启蒙运动内部的分裂，即启蒙思想家之间的差异性。同样，在重视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的同时，也要联系同时代其他国家地区所发生的启蒙运动，如苏格兰启蒙运动、荷兰启蒙运动、意大利启蒙运动，甚至包括中国明清之际的启蒙运动，将这些启蒙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看待和研究。张智则不仅关注启蒙思想与旧制度末年公共舆论中关于“民族主义”话语的关系，同时还着力研究“反启蒙”的问题。他在题为《略论法国旧制度末期的反启蒙运动》的论文中，通过详细分析“反启蒙运动”中的主要成员以及他们的作品，探讨他们如何运用启蒙的话语来反对启蒙思想，以及他们如何在出版物、在公共空间与启蒙运动针锋相对。他认为，反启蒙运动对于19世纪法国政治和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反启蒙话语则成为19世纪反现代主义者的重要灵感来源之一。这说明，反启蒙运动并不如过去认为的那样，是启蒙运动截然对立的阴暗面，实际上，它早已超出“旧制度”的范畴，并与启蒙运动一道，成为现代社会种种思想和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中国学者在较早即极为重视对早期启蒙思想家的两大代表孟德斯鸠与伏尔泰的研究的同时，亦早就对更为年轻且更为激进的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以及卢梭，特别是后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最近这十来年的启蒙运动研究中，卢梭依然是备受关注的一位历史人物，相关研究进展颇大。范昀系统梳理了卢梭在中国的接受史，并对接受过程中存在着的误读做出了反思。但他认为，即便存在着误读，作为重要的法国思想家，卢梭的思想在客观上成为了中国现代思想发展的引擎和动力。徐前进则另辟蹊径，选择卢梭的病作为研究卢梭思想的切入点。他在发表于《历史研究》的相关论文中指出，卢梭的思想由启蒙向浪漫风格的转变，以及他去世后多变的历史形象与其身心病痛有关。徐前进还专门撰文分析了卢梭与法国革命的关系。他认为，首先是卢梭的政治观念与革命诉求的相似性，其次是卢梭作品中的人性气息对读者的感染，最后是卢梭的美德观契合了革命信仰。但仅考虑这些方面，卢梭与法国革命的关系仍是模糊的。卢梭的思想有多样解读的可能性，包含革命与反革命、保守与激进、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自由与专制等相反的解读方式，于是革命时代的各种政治诉求都能从中找到相关的依据。他的相关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学术界在“借用”卢梭的思想联系中国现实问题的同时，卢梭研究作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已经转入更深入细致的领域。
探究旧制度末年的司法改革、理清高等法院与启蒙运动的关系，对于认识旧制度、特别是它的崩溃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如果说原来国内学界对此的研究较为薄弱的话，那么在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一状况已随着庞冠群发表一系列研究成果而明显改变。在《莫普司法改革与法国旧制度的崩溃》一文中，庞冠群指出，莫普进行的司法改革意在强化王权，然而却引发了严重的司法与政治危机，结果反而加速了旧制度的灭亡，加速了革命的到来。她认为，改革失败的根源在于它在具体举措上的激进性，在思想层面又激起了公众舆论对于旧制度各种弊端的激烈讨论，这些因素相叠加，无疑就动摇了旧制度的根基。在她的另一篇论文中，庞冠群延续了这一观点，认为莫普改革在无形中进一步推进了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为大革命的降临做了思想和舆论上的预演。
洪庆明同样对公众舆论做了深入的研究。在《试析18世纪法国“公众舆论的演生与政治文化转变》中，他主要抓住“公众舆论”这个词本身，运用语义学的方法，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在18世纪的文本环境中去阐释旧制度末年这一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洪庆明提出，“公众舆论”语义变化之中，隐含着18世纪法国社会一系列政治观念的转变，其中包括社会与国家相分离且高于国家的观念，以及对公开性的强烈追求，这些观念对革命前的法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时下中国法国革命史研究中最热门的话题无疑是托克维尔其人其著。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特别是当今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大力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正处于转型期的当今中国突然“走红”，托克维尔及其观点不时出现在人们的街谈巷议当中。事实上，一些中国学者在上个世纪就已经高度关注这位法国思想家。在商务印书馆1992年推出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文版中，由张芝联教授亲自撰写的序言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中国学者对托克维尔其人其著更多的关注和更新的思考，仍主要出现在21世纪。倪玉珍在发表于2008年的一篇论文中探讨了托克维尔为何会从“政治”和“社会”双重视角观察民主。同时，她还指出，托克维尔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停留在政治制度层面考察民主，而是深入到社会关系、人的思想情感和民情里考察民主。从“社会状况”这一独特的视角考察民主使托克维尔认识到，尽管完善的政治制度是自由的重要保证，但制度是需要依靠社会中的每个个人去维持和创新的。崇明则从社会改革的角度去解读托克维尔的理念。他在相关论文中强调，在托克维尔的社会理论中，人们会发现他的道德主义追求，因为社会改革对托克维尔来说不仅是维护社会的利益和秩序，而且也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和道德。崇明还提出，《旧制度与大革命》所要传达的根本信息，是一个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进行改革的必要和艰难。没有改革，革命难免；进行改革，引发革命也并非不可能。然而，不改革则积重难返，凶多吉少，恰当的改革则可能再造一个自由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