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学院 介江岭
“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1922年，毛泽东在探望病重的黄负生时，曾如此评价两湖地区革命宣传队伍中的佼佼者。蔡和森广为人知，但知道黄负生的人就不是很多了。
黄负生，原名凤清，生于1891年8月，祖籍安徽休宁，因他的父亲到湖北做官，全家迁居武昌，于是他在武昌长大。他的母亲是大家闺秀，通晓文墨，深明大义。在他父亲早逝后，母亲一边做针线、纺织维持全家的生活，一边教他诵读诗书。家道中落，让黄负生接触到社会下层的生活，萌生了变革社会的想法，而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为他探索社会变革思想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爆发，就读于武昌昙华林工业传习所的黄负生投笔从戎，以高度的热情参加了革命军，期望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但现实很快给他浇了一盆冷水。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见此情景，黄负生悲愤不已，他写道：“汉家边塞连烽火，楚国衣冠半沐猴。北望逐鹿知未已，中原从此不胜愁。”
革命不成功，并没有使黄负生意志消沉。据湖北省博物馆所藏的黄负生遗物看，1914年，他与汉阳渔家女王纯素结为百年之好，当时他在妻子的嫁妆镜子背面写了一首诗：“天地山河／有情无情／皆能觉照本体／却不留纤微尘影／这便是菩萨心”。诗中以镜为喻，化用佛学，表露出他依然向上的心境。婚后，他从事教育工作，继续探索救国之路。
1915年，黄负生与“青年楷模”恽代英相识，他们召集同道，结成诗社，彼此唱和，互相砥砺。1916年，黄负生创作了《如是斋随笔》，发表在《光华学报》上，其中的句式采用文言，所述颇有自得之处，如他对有些青年浪费光阴而不能成就事业表示痛惜，认为“情爱二字，少年每为所误，以大好光阴，消磨于粉红黛绿之场”，实在可惜，如果将这些时光用在事业上，“古人大抵亦如我，世事何尝不可为”？他还从佛学中寻找救国救民的思路，认为佛学最重视的平等与博爱也是革命者应有的精神。
1917年，黄负生到武昌中华大学任教，同时为了生活，也在汉口致忠中学、辅德中学兼课。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黄负生积极投身到这场爱国运动中。他与恽代英、林育南等在汉口华商跑马场组织了万人国民大会，声援北京的爱国运动。同时，他们还发动商人罢市，以壮声势。但在发动商人罢市时，遭到军阀政府的明令禁止，不允许他们散发传单。面对这一难题，黄负生提出“纸扇传檄”的主意，即在纸扇上写上“为了救国，全市商店罢市，此扇请传观”等字样，以纸扇代替传单。这个方法得到大家的赞同，成功地劝说了武汉三镇不少商家响应义举而罢市。
1920年，黄负生参加恽代英创办的利群书社，不久就与利群书社的朋友们一起创办《武汉星期评论》，并任主编。他们深入调查工人的生活状况，批判黑暗的现实。同年8月，根据调查的情况，黄负生和刘子通、陈潭秋一起撰写了《汉口苦力状况》一文，以“刘云生”为笔名，发表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刘”即刘子通，“云”即陈潭秋（陈潭秋字云先），“生”即黄负生。文中称：“汉口劳动界之最苦者，莫苦于驮货一类，人数既众，生活尤难，疾病死亡，无人过问，自生自灭，若异类之不如。彼等所受之苦痛，实人生之难堪者。”下层民众的苦难跃然纸上。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黄负生在陈潭秋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黄负生任宣传委员。由于当时大多数党员是单身，只有黄负生已婚且有子女，便于掩护党开展工作，所以经过党组织研究决定，由黄负生夫妇出面在武昌黄土坡租了一栋三层小楼，作为党的机关驻地。在这个简陋的楼房里，党刊《武汉星期评论》编辑部、中国劳动组合会书记部武汉分部、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妇女读书会等都在此办公或开展活动。
作为宣传委员的黄负生主要在学生和工人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他改革教育，选用《新青年》等时文作教材，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在省立湖北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期间，他组织妇女读书会活动，挑选青年骨干学习马列主义著作，为日后的湖北女师学潮奠定了理论和组织基础。他还在主编的《武汉星期评论》上致信读者：“宁可为真理的牺牲者，不可为强力的征服者。”“教育前途，黑暗万丈，要想将来放一线的光，全仗有觉悟的青年共同努力。”在上课之外，他在党的机关驻地接待了大量来访的工人。他发表时评《军阀脚下底自治》，创作小说《夕阳会》、《和平的死》、《盆花》，政治讽喻诗《湘鄂战争》，新诗《奴婢》、《婚姻制度下的普遍哭声》，呼吁社会关注、改变工人的悲惨生活。
黄负生既要在各个学校讲课，为生活奔走，为党组织筹集活动资金，又要忙于湖北省党的宣传工作，领导工人运动，他的身体在长时间的透支中，不幸患上了咯血症，而这时又与执教的中华大学当局发生了冲突，最终导致他一病不起。当时，《武汉星期评论》刊登了一封学生揭发中华大学当局腐败的来信，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得知此事后，在召开教职工会议时，说黄负生污蔑了学校名誉，要他交出投稿人的信息，黄负生断然拒绝，表示要保护自由言论，并要求学校检查自身的腐败问题，最后，陈时命人将黄负生推出了会场。据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黄负生回到家后，与他和陈潭秋谈到这场冲突时，“脸色由发青到发红，一时咳嗽与气喘发作起来，当时即吐了几口鲜血”。冲突发生后，中华大学解聘，湖北女子师范也不再续聘，患有咯血症的黄负生卧床不起。后来，陈时听闻黄负生病重，碍于黄负生的声望，拿银元到黄负生家慰问，被黄负生骂出。
1922年春，毛泽东为了揭露湖南军阀镇压工人运动的恶行，在武汉中共党的机关，住了半个月左右，期间，他与病床上的黄负生有多次交谈。同年4月，黄负生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武昌花园山仁济医院。遵照他的遗嘱，陈潭秋、刘子通等将他安葬在武昌洪山狮子山。
1922年5月7日，上海《国民日报》的《觉悟》副刊刊登陈潭秋的悼念文章《负生底病——死》，文中说：“我们之中算负生思想最前进，最多能的了，他会诗能文，又演过戏剧，写剧本，又写论文又办报。……他死时，那么年轻，我们都非常可惜，说他是‘蛾子！蛾子！不飞不死！’”为了信仰，哪怕是死，也不能停止脚步，可以说是对黄负生的最中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