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学院 介江岭
恽代英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青年运动领袖，他的思想和行动深深地影响了一代革命青年，周恩来总理称他为“永远的青年楷模”。
1895年，恽代英出生于湖北武昌的一个书香之家。少年时期，他仰慕维新思想家梁启超、谭嗣同的人格与学问，在读书中开始关注思想新潮，尝试思考社会问题。1913年，他顺利考入当时国内著名的私立大学武昌中华大学（校址即今湖北中医药大学），两年后入中国哲学系学习，开启了他的光彩人生。
大学时期，恽代英思想活跃，性格开朗，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同学有主见地组织了不少社团活动。1915年，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问世，恽代英读后极为赞同其中的观点，很快就接受了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理念，如1916年，他发表文章《原分》，认为只有通过弘扬民主，使“民权日张”，才能使一切权力家失去势力，不敢任意妄为。1917年初，他和几位好友先后组织了“我们的俱乐部”、“步行会”等社团，提倡“不占便宜、不赌博、不嗜酒、不骂人、不欺骗人”等戒约，互相勉励。同年8月，他和朋友到庐山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夏令营，受之启发，回校后成立了“砥砺品行、帮助学业、群策群力、自助助人”的互助社，提倡“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作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戒约八则。社员们经常开会，开展自我反省。有一次恽代英过江，收票人忘了收他的船票，他便主动交出船票，并在日记里写道：“颇有喜，未欺心。”
1918年夏，恽代英大学毕业，任中华大学附中部教务主任，但一年后即离职，于1920年2月，和互助社的朋友们在武昌横街头开办了“利群书社”，以“利群助人，服务群众”为宗旨，专门销售别的书店不容易买到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蔡孑民言行录》等进步书籍，以及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的进步刊物《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东方杂志》等。利群书社虽然售书，但并不以赢利为最终目的，恽代英和朋友们白天经营书社，晚上组织学习生活会，一批热血青年自由发言，或谈心得，或谈志愿，也互相评论优缺点，关心时局和新思潮，讨论马克思主义。恽代英的学生吴化之回忆说：“来书社的读者有钱买书的，我们欢迎，穷苦青年没钱买书，同样让他们自由阅读，因为我们办书社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介绍进步书刊，推广新文化。”
在恽代英和朋友们的努力下，利群书社逐渐成为武汉传播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极大地影响了周边的文化风气，特别是在恽代英和毛泽东相识后，利群书社和毛泽东在湖南创办的文化书社相互呼应，发展壮大，成为了当时长江中游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交流平台。1919年末，毛泽东领导湖南学生举行罢课，驱逐当地军阀张敬尧。为了扩大“驱张运动”的影响，他带领一行人北上宣传。途经武汉时，他请恽代英帮忙在武汉三镇张贴《驱张宣言》。于是，恽代英与毛泽东在武昌首次相见。两人志趣相投，在一个多星期的“驱张”宣传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受恽代英的影响，1920年夏，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他还请恽代英作保，以便文化书社在向外地订购书刊时能和利群书社一样，免去押金。恽代英欣然同意了此事，以利群书社作抵押担保，积极谋划，为文化书社购进了大量进步书籍刊物。之后，两个书社往来频繁，多次互邀社员在湖北、湖南开展宣传活动。两个书社日益成熟，受它们的影响，湖北、湖南形成了多个宣传新思潮的小社团，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便在两湖地区广泛地传播开来，
1920年4月，恽代英被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推选为该会的图书编辑部专员，于是他负责主编“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在编辑的过程中，恽代英将“马克思及其学说”、“唯物史观”等列为重要书目。同年秋，他还翻译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部分章节，以及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恽代英编辑或翻译的这些书籍，不仅促使他自己的思想发生了大的转变，如放弃改良，接受革命，同时对当时的革命青年产生了巨大影响。
到了1921年6月，湖北军阀王占元发动兵变，利群书社陷入严重经营危机中，被迫停业（一说被军阀焚毁）。7月初，恽代英和社员商定，将组织活动的重心由武汉转移到黄冈。7月14日，恽代英和林育南等人在黄冈浚新小学成立了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共存社”，宣布拥护马克思主义，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改造中国社会。这一社团的成立几乎与中共一大的召开发生在同一时间，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其历史必然性。
在得知中共一大召开后，1922年春，共存社宣布取消，绝大多数成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恽代英在四川短暂执教后，于1923年1月赴沪接受上海大学的应聘，并同邓中夏在上海创办了共青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这一刊物成为大革命时期出版时间最长、发行期数最多，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媒体。后来，郭沫若说：“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的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
1926年，恽代英被党派到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兼中共党团书记，与周恩来成为校内最受欢迎的演讲人。1927年他辗转武汉、江西、广州，开展革命运动。1928年秋，他再次被调往上海，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后又调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协助部长周恩来工作。1929年被补选为中央委员。1930年5月，在上海不幸被捕，后因叛徒顾顺章出卖而暴露身份，于1931年4月在南京英勇就义。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采访毛泽东时问：“在你的述说中曾多次谈到恽代英这个人。而我在这几个月的采访中也曾多次听人谈论到他，周恩来就是其中一位。在红军中甚至有人称他为中国的‘甘地’。他重视思想品德的修养，情操高尚，从不追求奢华，过着十分清谈的生活。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则是十分坚定的，而且还似乎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不知这样评价是否合适？”毛泽东点点头，说：“你的评价是正确的。恽代英是一个受人敬重的人，他是全国革命青年的领袖，具有很强的理论水平，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宣传鼓动家。他目光远大，政治立场坚定，与我也有着十分深厚的友谊。”